如果不是这场病，明年将是他在纪检监察战线上工作的第三十个年头了。“我听到有些纪检监察干部说想离开这个岗位，我很想跟他们谈谈，我觉得这个工作特别有价值，也特别锻炼人，我就想在纪检线上干一辈子。”这段话，他对很多人说过。

　　2018年7月1日，因患腹腔转移性癌症，经医治无效，嘉兴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陈刚走完了他55岁的人生。

　　“我想继续走路，可是我再也走不动路了。”这个曾经笑着对人说想在反腐战线上干一辈子的人，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

　　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履行好职责

　　“您别写了，我都记下了。”

　　6月24日，陈刚离去前一周，嘉兴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徐春华如往常一样来到陈刚的病床前汇报工作，他正在准备一份关于嘉兴市留置场所建设的工作总结，陈刚靠在床头，吃力地用手翻着材料，一边仔细地看，一边告诉徐春华哪些地方还应修改，说完后，陈刚又拿出了笔，将自己提出的修改意见一条条写了上去。

　　一笔一划，一撇一捺。“他非常虚弱，声音已经非常轻了，我要把耳朵靠在他嘴边，才能听得清他说的话，他写字的手一点力气也没有，写了几句后，还轻轻说了句看不清楚了，颤颤巍巍地戴上了眼镜。”徐春华说，“他就是那么负责认真，我跟他说不用写了，我都记住了，他还是执意要写，他觉得这就是他分内的工作，他必须做好。”

　　徐春华没想到的是，这是他最后一次跟书记汇报工作了：“很多人都劝过他，让他不要工作了，好好养病，但每次陈刚都说，他觉得自己恢复得不错，而且他也特别喜欢这份工作，他说自己就要尽心尽力地履行好职责。”

　　这份对事业的热爱和忠诚，在陈刚工作的30年里，从未改变过。

　　1989年9月，陈刚进入省纪委，先后在研究室、审理室、第三纪检监察室、申诉复查室等部门工作，还曾被下派到余姚市担任监察局副局长。

　　省委巡视组副厅级巡视专员施锦焕当时和陈刚同在第三纪检监察室工作。有一次，他们两个人一起前往台州市椒江区查案，谈话结束后已经夜深了，但为了尽快完成调查工作，陈刚连夜整理起了笔录。“那时哪有电脑，全靠手写，陈刚写了满满的七八页纸，字迹非常工整，条理思路清晰，几乎是一气呵成。”施锦焕对记者说，“写完后，都已经是凌晨了，但他好像一点都不感到疲惫。”

　　根据机构设置，当时的第三纪检监察室负责联系宁波、温州、台州等市。90年代的这些地方，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改革都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利益错综复杂，案件频发，几乎是一个案件刚进入尾声，另一条问题线索又被摆到了桌面上。在此期间，陈刚查办了多起有影响力的案件，多次担任一线指挥，甚至曾用一天时间就取得了重大突破，让被调查人主动交代了问题……

　　2003年，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在任温州市副市长期间涉嫌犯罪的线索被挖掘出来，为躲避审查，杨秀珠于4月20日出逃，经香港飞抵新加坡。

　　当日，浙江省委作出指示，由省纪委牵头，公安机关负责缉捕，省纪委会同省检察院负责违纪违法问题查处，连同陈刚在内的十几位办案人员火速赶到温州。这一待，就是整整10个月。

　　由于在线索排查中发现了另一名省管干部的线索，当时的三室主任带着几位纪检干部又赶紧回到杭州进行调查，作为副主任，陈刚留在温州进行指挥协调：翻阅查找大量资料，仔细严谨地分析所有可能跟杨秀珠有过经济往来、被通过不正当手段提拔起来的人，连轴转的谈话、突破、挖掘有用的线索，同时还要负责与当地纪委及其他部门的协调沟通……

　　从春到夏，又到严冬，陈刚几乎没有回过杭州，相关的案件材料堆满了宾馆的一整个房间。“当时办案条件很艰苦，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现省纪委第十纪检监察室主任赵旭升也参与了当年杨秀珠一案的查处。

　　2010年7月，陈刚任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派驻纪检组组长，相比在三室的工作，纪检组的工作内容更加丰富，需要统筹协调的事情也更多了。

　　作为纪检组长，如何处理好纪检组和驻在单位的关系，又是一道摆在陈刚面前的难题，而当时，纪检系统又正好面临着“三转”的变革，很多人观念都还没转变过来。

　　为了“扭转”观念，陈刚多次与驻在部门的党委班子成员交流沟通，一方面，他非常坚决地把住派驻组“探头”的定位，另一方面，又非常注重工作方法，一步一步让驻在部门的党委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并不断落实。

　　多岗位的历练，成就了陈刚优良的工作作风和出色的工作业绩，2013年5月，他被任命为嘉兴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又是一个春天，离开熟悉的杭州只身到陌生的嘉兴去任职，陈刚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同时，他也期待着在这个新的岗位上发挥更多的光和热。

　　2014年10月，陈刚被确诊为腹腔转移性癌症，经治疗后，他感觉自己“恢复得不错”，于是，又马上回到了岗位上。

　　于是，这4年里，这一直是他的工作节奏——病情严重了，住院治疗，病情稍微好转，立刻回到办公室，甚至比大部分同事还到得早，离开得晚。然而，就算在治疗期，他也只是换个了地方开会和办公——病床前汇报工作，宿舍楼下的食堂里开会。为此，他的爱人发过脾气，同事们也经常劝他多休息，他仍旧是那句话：“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履行好职责。”

　　“他经常是一只手打着吊瓶，一只手翻材料，每份需要他签字或审阅的材料，他都是一丝不苟地看完，并提出需要调整修改的地方。”嘉兴市纪委办公室主任崔加晶说，“有时候我看到他当天状态非常不好，人都坐不起来，我实在不忍心拿出材料，但他每次都会主动问我，小崔，今天有没有什么工作是需要我签字的。”

　　“即使是病重期，他最记挂的也还是要把工作做好。”这几年，正是纪检监察体制大变革的时期，很多事情需要他的协调和决策，一旦耽搁，直接影响后续工作。就这样，每一份文件，细致到里面的一字一句，他都要再三揣摩，只有他觉得可以了，才会放心地签下字；每一次会议，只要还能坐得起来，他都参加，即使坐了不到10分钟，一直冒虚汗，一次会议要用掉好几块毛巾或好几包餐巾纸。

　　崔加晶回忆，每当劝他：“书记，你要注意身体，多休息。”陈刚都会说，“工作等不起，等我身体好一点了，这几项工作要抓一下。”“等我身体好点了，我们去还没调研过的乡镇看看……”

　　2017年10月，陈刚因病情突然恶化，再次住院，从北京动完手术回来，还未休息多久，又恢复了“一边治疗一边工作”的模式。

　　2018年4月8日，浙江省委第三巡视组巡视嘉兴市工作动员会召开。作为省巡视工作嘉兴联络组组长，陈刚出席了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4月24日，因巡视工作需要，陈刚坚持前往巡视组驻地宾馆交接工作。他在病号服外套上了毛衣和外套，将引流袋藏在裤脚里，就这样，坚持了两个多小时。

　　他的工作日志，也就停留在了这一天。

　　这之后，陈刚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病情也一直未得到缓解，在这生命最后的80多天里，他每天都与残酷的病痛进行着最直接的抗争，6小时的用药周期无法对抗止疼周期，常常是在第5个小时起，就强忍着疼痛看着时钟倒数着时间。“每天几乎都靠止痛药在过日子的人，却还要在服下药不痛的短暂时间里，研究案件办理情况、研究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建设、研究干部人事调整，看到真的是忍不住想发火，但对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他来说，这能分散些他疼痛的注意力，也就默默由着他了。”陈刚的爱人说。

　　6月28日，陈刚开始陷入昏迷，6月29日，在短暂的模糊清醒的时间里，陈刚已经痛的说不出话了，但他还反反复复呓语着“留置”两个字。徐春华让他写下想说的话，陈刚也已经握不住笔了，雪白的纸上，只留下几个字“期间，我的……”。平时刚劲有力的字迹歪歪斜斜，而后面的两个字，没有人认得出来。

　　

　　有什么事，我来协调；出了任何事，我担着

　　“这个留置点还没改造好，还有很多事情要调整，你可千万别不管了啊！” 6月11日早晨，嘉兴市纪委原副书记姜锁楼接到了一个电话，刚按下接听键，手机那头陈刚焦急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2013年初，为满足办案需求，嘉兴市纪委计划重新设计、建造办案点，经过调研、设计、审批等一系列程序后，该工程于2014年1月正式立项。虽然姜锁楼已退休，但由于他长期分管办案，而且对这个项目非常熟悉，所以一直是主要的参与者。

　　2016年末，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拉开序幕，中央在北京、山西、浙江3省市试点设立监察委员会，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其中，重点探索留置措施的审批权限、工作流程和方式方法，是中央交给改革试点地区的重要任务。

　　三个试点地区各自展开了探索，而在浙江，省里调研中有一种意见是放弃纪委办案点，在看守所建立留置点。

　　听到这个消息，陈刚急了：“投资了7000多万元，也即将建成投入使用，但是不符合改革后留置的探索要求，难道就要废弃不用了吗？”

　　当时的陈刚，病情稍微得到控制，他连忙准备了一份材料，积极地寻求解决办法。在各市纪委书记座谈会上，他进行了汇报；在上级领导来嘉兴市调研监察体制改革实践时，他又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有人劝他，这个事情这么重大，上级肯定有更合适的方案，你干嘛去出这个头？

　　“这怎么能这么说！做工作肯定要实事求是，我们这里确实有更适合的方案，我作为纪委书记，肯定要跟上级汇报，这些事情我不担着，谁担着？！”

　　最终，在多次汇报、协调、商讨之后，省纪委监委同意嘉兴在全省率先试点探索“把纪检监察机关原办案点作为留置场所，并由公安机关负责日常管理”的工作模式。

　　在监察调查工作开展进行中，陈刚又发现了一个难题：1名留置对象需要多名警员进行陪护，还有办案人员、后勤保障人员，人手、住宿都非常紧张。陈刚又站了出来，住宿紧张，他拍板将原来设计的会议室、指挥室进行重新改造装修，尽力保障办案人员的食宿要求；人手紧张，他出面多方协调，尝试将科技手段融入其中，探索“智慧留置”，引进高新技术，既节省人力，又提升安全系数。

　　截至目前，嘉兴市已对62人采取了留置措施，没有一起出现安全问题。

　　“陈书记在嘉兴这五年，刚好是纪检监察体制的集中变革期，派驻机构的改革、乡镇纪检干部的专职专用、巡察工作的推进……再到2016年底开始的监察体制改革。”嘉兴市纪委常委徐敏告诉记者，“这些变革中的具体政策的把控、探索方向、与其他部门的协调等，都需要他来思考与沟通。”

　　“你们尽管放手去做，有什么事情我来担着，有什么需要我出面的我去协调。”不仅是嘉兴市纪委机关的同志，各个县市区的纪检干部告诉记者，他们经常听到陈刚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派驻机构全覆盖，陈刚将自己任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派驻纪检组组长的经验进行总结，针对派驻机构最容易发生的几项问题，他组织召开了工作座谈会，还要求所有班子成员都必须上门走访调研，帮助派驻机构干部尽快领会精神、理清思路、细化举措，为正确监督履职打好基础。

　　同时，陈刚还结合新要求、新问题，对派驻机构履职文件作了全面梳理，制定完善了《派驻机构对驻在单位“三重一大”事项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市纪委派驻机构信访举报工作规程》等系列文件制度，为派驻机构有效履职进一步明确工作路径和操作规程。

　　在巡察工作推进中，他早早就开始谋篇布局、协调人员，在监察体制改革中，他先后调整了5稿工作方案，每次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完善……

　　为了切实推动党委落实党风廉政主体责任，在2016年3月，陈刚还对14名来自嘉兴各县(市、区)、市级机关部门的党委“一把手”进行党风廉政年度“大考”。

　　对每一位报告单位的党委“一把手”，陈刚都进行了现场点评。他说，各级党委(党组) “一把手”是抓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其核心就是能否自觉担当起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他要求每位“一把手”都要切实增强看齐意识，切实把主体责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要增强大局意识，全力支持纪检机关履行监督责任；要增强政治意识，认真抓好反馈意见的整改。

　　“无论是查案子，还是其他工作，陈书记都会给我们‘兜底’。”徐春华对记者说。

　　今年3月，陈刚刚从北京动完手术回来，一件有关嘉兴市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原党委书记、主任陶金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件线索就送到了他面前。

　　陶金根长期在建委系统工作，接触的企业老板特别多，其妻子从商，从表面上看，陶金根工作勤恳，在当地口碑也还不错，虽然有人举报他家里房产众多，但由于妻子从商，平日里资金往来非常大，要锁定受贿人比较困难。

　　“你们大胆去查，特别是他早期工作中就认识的、有长期交往的那些商人朋友，要重点锁定！”初查、留置、谈话突破……陈刚给了办案人员极大的信任和信心，最终案件顺利移送司法。

　　海宁市纪委书记王险峰还告诉了记者一件事，今年4月9日，海宁市纪委监委对海宁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杨水康采取了留置措施，杨水康在当地比较有名，同时又是嘉兴市人大代表。由于监察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中，被留置对象的身份又比较特殊，感觉到自己有些把握不准方向，王险峰就向嘉兴市纪委监委对这件事进行了汇报。

　　“我知道陈书记身体不太好，就没有直接跟他汇报，谁知道，当天晚上，我就接到了陈书记电话，他详细询问了整个案件情况以及我们采取措施的流程，听得出他声音比较虚弱，但是态度很坚定，他说我们做得对，改革中很多事情没有可参照的，但我们一定要勇于探索，如果需要跟人大协调，他出面去沟通。”王险峰说，“整个电话打了半个多小时，他问得非常仔细。”

　　然而，王险峰不知道的是，给他打了那么长时间电话给他鼓励的陈刚，其实当天刚刚住进了医院。

　　据悉，陈刚在嘉兴任职期间，共查处处级干部24人，无一人申诉。

　　“他在省纪委工作的时候，有个绰号叫‘小钢炮’。”赵旭升回忆起与陈刚一起办案的日子，“无论是与人打交道，还是办案工作，他都非常直率、真诚。我们经常说，他是用一身正气在办案，他的正气凛然震慑了对方，让对方很快就如实交代了问题。”

　　从一线办案人员到市一级的纪委书记，变的是职务与工作内容，不变的是他的作风和担当。

　　“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太多东西了。”王蕾副书记说，2016年之后，随着“八项规定精神”的不断落实，反“四风”工作的不断推进，纪委再去宾馆、超市、传达室等都查不到什么违纪违规行为了，陈刚发现了这个问题，就马上给大家布置了一个题目：“四风”问题有无隐形变异问题？该如何破解？

　　为破解这个难题，嘉兴市纪委创新探索了“蹲点深查”工作法，一方面，集中专业人员如审计、财政等力量，另一方面，延长检查的时间，深入调查，仅2017年就发现问题线索739个，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97人，党纪政纪处分43人，通报曝光典型问题21起。

　　我在这里一天，你们就不要想在这里挣一分钱

　　2018年7月2日，陈刚已经离去，他最后所在的病房门上，却还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谢绝探望”。

　　从2014年确诊后，一直到最终病重昏迷，陈刚一直“冷漠”地拒绝他人探望，这既包括他的同事、朋友，也包括他的亲人、同学。

　　“想来看望的人不少，但书记都让我婉拒了，他说谈工作的欢迎，如果仅仅为了探病，就不要麻烦别人了，他说只要把工作做好了，就是对他最好的‘探望’。有些实在推不掉的，他也让我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带任何东西来。”崔加晶对记者说。

　　担心会有人借探望的由头来送礼，陈刚甚至尽最大可能地瞒着自己生病的消息，再加上他从来没有落下工作，身体吃得消的情况下也经常外出调研检查，以至于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开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不敢相信。他大学同寝室的好朋友曾在他去世前给他打了个电话：“电话不通，就打到了家属那里，回复是因为在办案不方便接听电话，谁知竟是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早在省纪委工作时，陈刚就对自己要求非常高，那时办案，如果办案到很晚了，办案人员可以购买一些夜宵，有一次，有个办案人员用这笔钱买了些面包饼干，还另外买了包烟，回来分给大家。陈刚就耐心但严肃地对他说：“既然这笔钱规定了是夜宵费用，就只能买点干粮矿泉水，不能拿去买烟，以后不要这样做了。”

　　时至今日，这件事还被这位同志深深记得，他说这件事也影响了他很多，让他在之后的工作中都时刻警醒自己。

　　他在党校培训、在跟同事聊天时，都会提到“千万不要跟老板走得太近，时间久了，肯定要出事。”

　　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到嘉兴任职后，他身边的同事、朋友说几乎没看到过他有什么“局”，有几位纪检干部还提到，曾在晚饭时间接到陈刚电话，没什么工作要求，就是问人在哪里，在干什么——后来，他们才知道，陈刚这是在“抽查”饭局酒局。

　　陈刚刚到嘉兴之时，曾有乡镇的纪检干部，给他准备了一些当地的水果特产，拎到陈刚面前时，被他毫不留情地“训”了一顿：“拿回去！以后不要再拿任何东西过来！”

　　他前往北京看病的时候，也有一些嘉兴的党员干部“未经过他允许”，跑去探望他，探望者离开后，陈刚在病床枕头下发现了被偷偷塞进的红包，于是，那几个干部人还没回到嘉兴，红包里的钱已经退给了他们……

　　“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纪检监察干部，要比别人有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这句话，陈刚刚到嘉兴时对全市的纪检干部说过，到乡镇调研时对乡镇村社干部说过，这也几乎是他所有工作过的单位的同事对他的印象。

　　“陈书记来嘉兴穿着这件卡其色的西装，等到4月8日最后一次参加会议时，穿着的仍是那套西装。”徐春华说，他翻出了陈刚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照片，一边说，一边红了眼眶。

　　在医院打针时，陈刚脱掉外衣，护士都惊讶了——陈刚的毛衣和棉毛衫上，有好几个破洞，她们忍不住对陈刚说：“陈书记，您这衣服该换了！”

　　“我们这把年纪了，穿着舒服就行，再说，只要外衣整洁干净就好了。”陈刚一点也不以为意。

　　在很多人眼里，陈刚可能有些“无趣”，他从不打牌，也不喜应酬，生病后，他还把烟戒了。但在另一些人眼里，陈刚却显得非常“文艺”，他喜欢书法，工作不忙的时候，他喜欢摊开宣纸，拿起毛笔，尽情地“挥洒”一番；他也喜欢围棋，早在省纪委工作时，他的围棋水平就得到了公认。也许，他也知道自己性子急躁，借以练书法和下围棋，来磨练心性、修身养性。在嘉兴任职期间，他还发起了“读书活动”，每个季度每个部门干部写点读后感进行交流。

　　对自己不放松一分一毫，对家人也是如此。陈刚的爱人曾是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的一名医生，他患病后，爱人前往嘉兴照顾他，本来组织可以在嘉兴给她安排一份工作，但也被陈刚坚决拒绝了，他怕爱人因要照顾他而耽误工作，还是让爱人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

　　曾有亲戚打他电话：“你都这么大的官了，能不能帮忙在嘉兴牵桥搭线介绍做点生意？”他坚决拒绝：“我在嘉兴当纪委书记，你们就不要在这里赚一分钱！”

　　他唯一的亲哥哥，被他瞒着一直不知道他生病的消息；他唯一的亲姐姐，曾想让他帮忙给孩子介绍一份工作，他仍旧是那句话：“这个忙我帮不了，孩子的路要自己走。”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陈刚的外甥在旁照顾，他告诉旁人，舅舅常常教育他，让他要靠自己打拼出来。家里人有什么事要帮忙，都不敢跟舅舅开口。

　　2017年底，陈刚唯一的女儿在杭州举行婚礼，然而，直到他去世，他的同事们才得知这个消息。“陈书记一句也没有透露，连喜糖也没有分过一颗。”

　　在廉洁上不开任何口子，但在其他方面，陈刚给了下属极大的关爱。对生活上有困难的同志，他经常关心询问，对思想上有波动的同志，他主动找他们说说心里话，帮他们解开心里的疙瘩。下属给他发短信汇报工作，有时因为治疗的关系，他第二天才看到，回复短信时，他一定会先表示抱歉。司机陈滨的妻子也长期患病，陈刚经常关切地问他情况如何。

　　陈刚弥留之际，得知消息的人赶了过来。有人给陈刚的爱人塞了点钱：“我们知道陈书记的为人，但这真的只是我们表达一点点心意。”

　　“请你们一定收回去，陈刚一辈子没收过人一分钱，我怎么可以破了他这个规矩，他知道了绝对不会原谅我的……”陈刚的爱人失声痛哭，为了照顾陈刚，这些年她背负了太多，坚强的她一直给予陈刚鼓励和理解。

　　一切从简，这也是陈刚离去后，他的爱人对后事唯一的要求。

　　在陈刚的告别仪式上，有人送上了“白包”，但是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白包”很快被装在一个更大的信封里当场退还，里面还放了一封以陈刚女儿和女婿的名义所写的答谢词：……慈父患病期间一直得到组织和您们的关心和关爱……您们的心意我们已领，请予理解并接纳。

　　在陈刚的办公室里，一切还保持着他最后离开时的样子，空荡荡的冰箱里，放着一点饼干、芝麻糊，还有一包巧克力，那是下属结婚时的喜糖，还没来得及拆开……

　　“他就像我们的老师、兄长一样，教了我们很多，帮助我们很多。”陈刚去世后，王蕾主持召开了机关全体纪检干部会议，正式向大家通报了陈刚离世的消息。在会议上，她几次中断讲话，不能自已。“那是我开的最艰难的一次会。”

　　直到离去，陈刚仍是积极向上的，虽然家人同事全都瞒着不让他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但驾驶员陈滨曾多次看到，陈刚用手机在网上搜索自己正在使用的药物。只是，乐观豁达的他不想让更多人担心自己，他总把最好的一面表现给大家。知道他病情的人，见面总会问一句：“书记，最近身体怎么样？”“挺好的。”“没事。”他总是这样笑着回答。

　　他最喜欢的一首歌是《鸿雁》，也许就像歌词里传达的意境那般，他并不想离开，他真的舍不得这份他全身心热爱的纪检监察事业。